音樂是由人創造出來,它的意義,是由人替它賦予的,一首樂曲並沒有辦法單純的存在在這個世界上。標題音樂,不需要考慮,它已經由人替它附加了標題,所以它才具有標題上的意義。非標題音樂可能就會有人認為它是單純的被創作出來了,可是不管任何音樂,都是因為有需要、有目的的被創作出來,因為宮廷的需要、因為大家想要欣賞的需要,因為這些需求,所以音樂被創造出來,被創造出來的音樂也就不可能單純的存在了。每個人在聽到了這些音樂,都會不由自主的替這些音樂作出一些聯想,替這些音樂想像出它的意境,想像出它所具有的意義,但這些意境和意義都是人們自己替音樂加上的,甚至,連作曲者自己再寫的時候有沒有這些想法我們都沒有辦法確定,但在經過每個人腦中的加工後,同樣的一首歌曲卻很有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意義。
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創作樂曲可能只是使用一些特定的公式就可以創造出新的曲子,可是樂曲所賦涵的社會意義依舊很強烈,有時是餵了推翻另一個學派的理論所以進行創作,有時則是為了特殊的社會功能而進行創作,可是不管怎麼樣,樂曲還是沒有辦法單純的只是因為自己而存在。
所以,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音樂一定是具有其功能性的,且社會條件也成為可以主宰音樂文化變遷的一個幕後黑手,比方說政治。
日據時期,台灣受到日本政府殖民,初期還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傳統音樂可以進行活動,可是到了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殖民政府開始禁止傳統音樂的地方性社團活動,在校學教育實施「學堂樂歌」的教學。這是第一階段台灣因受到政治因素而改變其音樂文化。
1945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帶了六十萬所謂的「外省人」進入台灣,為了讓這些人可以維持有家鄉的娛樂,也為了一只本土亦屬所引發的民族主義意識,加上對岸的大陸正在實行文化大革命運動,為了對抗「共匪」,在海峽這邊的台灣開始實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任何屬於中國悠久的文化歷史名稱第一個字都被冠以「國」字,像是:國畫、國術、國劇,當然還有國樂;在音樂政策上,政府刻意大力支持中國大陸音樂戲曲,讓這些藝術在這個階段得到很多的發展機會,就像京劇就因為這個階段對大陸音樂戲曲的重視被稱做國劇;而對於國樂的推動方面,也成立了專業的國樂團,在各級學校裡也有國樂社和國樂般的成立。
此外,在政府的「反共」政策下,愛國歌曲也稱為學校所有學生必須學習的歌曲,愛國歌曲也因此有許多發表的機會;以愛國歌曲為號召的音樂會也容易受到宣傳。而且,一些脫離中國大陸跟隨國民政府來台的音樂家們,也因其政治身分而受到重視,更方便了他們傳播其音樂藝術中的中華文化特色。
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傳統音樂很明顯被忽視了,加上1948年政府成立「國語推行委員會」,並且有「在學校講台語是犯規,要罰錢而且要在胸前掛牌」這樣的政策推行,導致漢族傳統戲曲演出機會大大減少,也因為政府推行國語,使以台與表現的本土藝術被視為地方、低俗的,因而被社會所看清而有所排斥,南管、北管、歌仔戲等漢族傳統戲曲的地方性社團也就漸漸減少。這一階段因為政治因素的強烈介入而導致中國大陸音樂戲曲的地位高度提升,漢族傳統戲曲則被嚴重忽視。
二二八事件、2000年總統大選後政黨輪替,台灣本土意識抬頭,原本頗受重視的中國大陸音樂戲曲被打入冷宮,各級學校的國樂社團、國樂班也漸漸凋零,學習國樂的人數也漸漸減少,風水輪流轉,大家開始輕視學習國樂的人。反之,漢族傳統音樂文化開始被重視,政府機關也開始制定新的政策,漢族傳統音樂的地方性社團也得到政府的資金補助,自民國八十二年也開始舉辦「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讓更多的漢族傳統音樂文化可以受到肯定。原本快要凋零的漢族傳統音樂文化的地方性社團也都受到政府的重視,也開始每年有各地的漢族傳統音樂文化節慶活動。這個階段讓在實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時屬弱勢的漢族傳統音樂文化地位步步高升,原本的中國大陸音樂戲曲和國樂則是開始受到冷落,原本以國家之名設立的國樂團也都紛紛改制以便適應生存,政府設立的各個劇校,像是:國光劇校和復興劇校,也都為了適應政府的新政策,資金的縮減而並校,本土意識不僅是逐漸抬頭,還是昂頭挺立。
就我個人認為,政治是影響音樂很主要的一個原因,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政治主導的因素遠比其他社會因素來的大很多,因誤他不僅是政策上的問題,更有資金導性的問題,而資金則是另一項掌握音樂文化的主因,而這項主因又被政治捏在手裡,就可以看出政治的影響力了。
對於政治而言,音樂文化可以是一種工具,它可以教化人心,所以政治總是導向音樂文化的方向,以大陸為例,音樂就成了他們號召反對國民黨的一種動力,並且又用音樂控制著人民,對於共產社會來說,音樂是要用來服務政治的,同樣的俄國也有同樣的狀況,這可以從蕭斯塔‧高維契的身上看到。
相反的來說,現代的音樂文化團體為了獲得資金,也就會去迎合當時代政府的音樂政策,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唯有迎合政府政策才可以得到資金援助和支持。
所以,比較狹隘的來說,音樂不僅是社會的產物,也可以說是依附在政治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