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這篇新聞我有很深得感觸，突然之間，讓我不知道該如何定位〝研究者〞的腳色。
或許這是時代所輔助造就的悲劇，但不可否認的，那時的統治者和研究者間接地成為劊子手。
這場屠殺之所以悽慘，因為胡圖族與圖西族並非真正的兩個種族，這兩個種族的分野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上，比利時為了可以有效的統治盧旺達，實施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用外觀、貧富還有地位來劃分一個種族，強制將他們分成兩個民族，因為財產制，甚至讓親庸地也可能成為兩個對立的種族，當胡圖人發財致富擺脫貧困時，也可以自己選擇升等為圖西族。
上個世紀初歐洲人類學家開始對非洲的人種產生興趣，研究者也認為，區分兩個種族後可以方便他們進行研究的比較，希望研究不同部族智力等方面是否有所不同，把圖西族和胡圖族區分出來，也有助於他們的〝研究〞。
其實這樣的種族劃分是一種產業階級上的區分，原本或許可以相安無事，可是比利時為了管理方便，造成了不同〝階級〞的對立，讓擁有較高社經地位的圖西族人管理胡圖族人，當階級被強烈區分後就開始產生對立，各種人性醜惡的管理行為也就因此產生。
文中的馬瑞尼雖然很清楚的說出：「毫無疑問，歐洲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最終該怪罪的還是我們盧旺達人，畢竟是我們自己拿起屠刀砍向自己的同胞。但願這種事永遠、永遠不要再發生。」但，起因畢竟是歐洲人，是他們挑起了種族隔閡，而且是同一種種族的分裂進而屠殺彼此。當馬瑞尼憂傷地說：「我不是圖西族，也不是胡圖族，我是盧旺達人。」這是多沉痛的回應，對於同胞族人彼此屠殺的沉痛反應。
這樣一場恐怖的屠殺，研究者事實上也參予其中，參予建立階級鬥爭的過程。
因為研究，造成了戰爭，或許是研究者無法想像的，卻也是不可抹滅的事實。
這是歷史沉痛的軌跡，也該成為所有文化研究者身上的包袱，背著這個枷鎖，才能讓研究者可以小心翼翼的傳承文化，而非造就下一場屠殺。
或許這是時代所輔助造就的悲劇，但不可否認的，那時的統治者和研究者間接地成為劊子手。
這場屠殺之所以悽慘，因為胡圖族與圖西族並非真正的兩個種族，這兩個種族的分野是建立在殖民主義上，比利時為了可以有效的統治盧旺達，實施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用外觀、貧富還有地位來劃分一個種族，強制將他們分成兩個民族，因為財產制，甚至讓親庸地也可能成為兩個對立的種族，當胡圖人發財致富擺脫貧困時，也可以自己選擇升等為圖西族。
上個世紀初歐洲人類學家開始對非洲的人種產生興趣，研究者也認為，區分兩個種族後可以方便他們進行研究的比較，希望研究不同部族智力等方面是否有所不同，把圖西族和胡圖族區分出來，也有助於他們的〝研究〞。
其實這樣的種族劃分是一種產業階級上的區分，原本或許可以相安無事，可是比利時為了管理方便，造成了不同〝階級〞的對立，讓擁有較高社經地位的圖西族人管理胡圖族人，當階級被強烈區分後就開始產生對立，各種人性醜惡的管理行為也就因此產生。
文中的馬瑞尼雖然很清楚的說出：「毫無疑問，歐洲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最終該怪罪的還是我們盧旺達人，畢竟是我們自己拿起屠刀砍向自己的同胞。但願這種事永遠、永遠不要再發生。」但，起因畢竟是歐洲人，是他們挑起了種族隔閡，而且是同一種種族的分裂進而屠殺彼此。當馬瑞尼憂傷地說：「我不是圖西族，也不是胡圖族，我是盧旺達人。」這是多沉痛的回應，對於同胞族人彼此屠殺的沉痛反應。
這樣一場恐怖的屠殺，研究者事實上也參予其中，參予建立階級鬥爭的過程。
因為研究，造成了戰爭，或許是研究者無法想像的，卻也是不可抹滅的事實。
這是歷史沉痛的軌跡，也該成為所有文化研究者身上的包袱，背著這個枷鎖，才能讓研究者可以小心翼翼的傳承文化，而非造就下一場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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