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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爾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是20世紀後半葉影響最為深廣的德國音樂學家。這位沉浸于德國文化和知識傳統中的學者具有敏銳的學術思路與開闊的研究視角。雖然他探討的藝術問題都是根植于歐洲文化傳統的音樂經典，但達爾豪斯的音樂學研究表現出強烈的人文關懷。他的方法論中綜合了歷史學考察、美學思辨、社會學關注和釋義學批評。尤其是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的釋義學思想和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接受美學理論對達爾豪斯的音樂學觀念影響很深。在對不同作曲家進行“個案研究” 的時候（例如對貝多芬、瓦格納、勳伯格等人的專題探討），達爾豪斯不僅對相關“文本”的音樂特徵進行細緻、獨到的“微觀分析”，而且以其特有的“理論沉思”對之進行創作思維和藝術意義的闡釋。另一方面，在探究音樂史學理論和西方音樂斷代史這類“大專題”時，他更以高屋建瓴的態勢對“理論性”和“宏觀性”的問題進行史學與美學的思辨和文化的釋義。達爾豪斯宣導並在其研究中體現的“結構史”、“接受史”和“文化史”的學術思路給予當代音樂學家深深的啟迪。[i]科爾曼（Joseph Kerman,1924- ）可以看作當代美國音樂學界的一位元“思想家”，因為他多年來一直關注與思索著音樂學（主要是英美音樂學）的學科發展和研究取向。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反思西方音樂學的實證主義傳統，認為音樂學的研究不應只停留在音樂史實(facts)的陳述上，而必須對已梳理清楚的史實和文本進行意義的闡釋(interpretation)。因此，他強調音樂學的學術取向應是融歷史研究與音樂分析為一體的音樂批評(criticism)。科爾曼關於音樂批評的構想主要來自當代文學批評的思路，所以他在注視其他人文學科領域內符號學、釋義學、現象學、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女權主義發展的同時，期盼著這些具有批評意識的學術思路及研究方法來促進音樂學的發展。[ii]90年代初，科爾曼在他的論文“90年代的美國音樂學”中評述了四位元引人矚目的中年音樂學家的學術特徵，並以此進一步探討了當代音樂學研究與現代—後現代學術話語結合的可能性及意義。[iii]從某種意義上講，科爾曼可算是新一代音樂學家的“精神導師”，因為正是他對音樂學歷史的深刻反思和“音樂批評”理念的闡發，對當代音樂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90年代以來的西方音樂學已形成一種蓬勃發展的多元化局面。一方面，實證主義的音樂學傳統依然存在，它主要體現在許多老一輩音樂學家的學術成果之中，[iv]也反映在一些大學裏音樂學專業（研究生）的教學中。[v]另一方面，以展現當代學術意識為特徵的音樂學研究逐漸形成一種強勁的學術潮流。所謂的“新音樂學”(New Musicology)就是這一潮流的突出代表。與傳統的研究相比，“新音樂學”的研究範圍進一步擴大，觀念更新。它所選擇的學術語境是如此寬闊，對此前輩學者是很難想像的。為了展示種族(race)、社會性別(gender)、性徵(sexuality)這樣一些具有現代—後現代思路的學術話語，釋義學、敍事學、解構主義、女權主義與文化詮釋的理論與方法淡化或替代了傳統學術中的實證性考察和風格分析。對音樂作品或音樂現象的文化意義的探究成為“新音樂學”的主要研究取向。科爾曼於80年代宣導的“音樂批評”不僅作為一種“研究意識”深深地滲入到“新音樂學”的工作之中，而且作為一種“學術理念”被發展到一個新的層面，更有“想像力”的學術闡釋也就自然產生。目前，“新音樂學”的勢頭正旺, 尤其在英美音樂學界的影響更大。

作為一種代表性的學術走向，“新音樂學”的發展是有一個過程的，而且這一過程一直伴隨著來自音樂學領域的爭議。“新音樂學”的“興盛”是在20世紀90年代，但它的“萌發”和最初發展則在80年代。這裏必須首先提到80年代西方社會的文化氛圍與音樂藝術和音樂學術的關係。80年代的西方社會發展的確為知識份子的思想闡述和學術探討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然而在音樂領域，以音樂研究為職業的知識份子 —— 音樂學家——並未感到獲得了足夠的社會重視。社會、公眾對音樂界的關注更多地投向了音樂表演藝術家 —— 指揮家、歌唱家、演奏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風光”，一些“音樂大師”更成為社會的“亮點”，“卡拉揚神話”和“三大男高音的藝術輝煌”便是典型的例子。除表演藝術家之外，作曲家似乎也比音樂學家顯得“重要”。儘管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音樂作品的欣賞者為數不多，但這些充滿“當代精神”或“後現代意識”的創作本身往往成為知識領域的“文化議題”。因此，作為以音樂學術為己任的音樂學家明顯感到一種與當代社會及其文化發展脫節的危機。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和儘快融入當代學術潮流的迫切願望促使中、青年一代的音樂學家在反思音樂學學科發展的同時，力圖構建當代音樂學術研究的新的理念和範式。

這種理念和方式的形成受到其他人文學科學術思潮的深刻影響。客觀地講，在80年代當新一代的音樂學家初次嘗試符號學、釋義學、現象學、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和女權主義批評時，他們並未達到駕輕就熟的地步。與此同時，他們還面臨以老一輩音樂學家為代表的反對之聲。所以，“新派”音樂學家在奔向當代學術主潮的時刻，不僅有一種刻不容緩的焦急，更表現出一種與傳統學術抗衡的“反叛意識”。在他們看來，傳統的音樂學研究向來只關注個體性的音樂風格、體裁、作曲家和作品的研究，缺乏對音樂藝術的深層探究和整體把握，而具有當代學術意識的音樂學研究應當努力去揭示音樂在社會 — 文化語境中的表現行為及其意義。這種學術理念的轉變必然導致研究范式的更新，各種“新派”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先後進入音樂學領域也就成了自然的結果。